泰安天書觀鐵塔造于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八月，是一座供奉碧霞元君的道教鐵塔。它原有十三級塔身，結構采用磚芯外包鐵殼的形式，是目前所知現存最早的磚芯鐵殼塔。對塔身銘文的詳細分析顯示泰安鐵塔捐資者最主要的來源地是河南懷慶府、開封府，在府、縣、村鎮(zhèn)基層呈現不同特點。鑄造匠人來自懷慶府河內縣，鑄造地木欒店位于懷慶府武陟縣，鐵塔鑄成后向東運至泰安。工程的募捐、運作可能是以香會為組織進行的。泰安鐵塔見證了泰山碧霞元君信仰在明嘉靖年間的流行程度，也是碧霞元君信仰傳播至中原腹地的重要證據。新出土的唐初史官劉憲及其妻盧氏墓志較為詳細記載了這位唐初文人的家世、科舉、仕宦、婚姻等情況，尤其是在武后、中宗時期的沉浮，刻畫了一位品德醇厚、文采橫溢，有正義感的官僚士大夫形象。墓志銘內容可以補充兩《唐書》劉憲傳記載的許多疏漏，也能夠糾正傳統(tǒng)文獻記載的訛誤，史料價值頗高?！秳椖怪尽纷恼哚艘彩俏浜?、中宗時期官員和文士。本文以考古發(fā)現鐵犁遺存為基礎，結合文獻與農學等相關材料，探討了漢代鐵犁形制與壟作法、平翻耕作法、代田法等幾種主要耕作類型之間的關系，以及幾種耕作類型的主要分布地域。本文梳理了唐代兩京都城長安城和洛陽城遺址范圍內出土的若干越窯青瓷，并結合最近上林湖后司岙窯址發(fā)掘情況對其進行重新審視，從而研究探討越窯瓷器的貢瓷年代，產品面貌以及運輸路徑等方面的問題。認為早在唐代早期，越窯瓷器就已經納入宮廷用瓷的名單之內，至唐代中期持續(xù)，唐代晚期作為貢窯繼續(xù)輸入宮廷。至于其輸送路徑，從目前來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浙東運河、隋唐大運河輸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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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地區(qū)的傳統(tǒng)建筑大木結構和風格在明末清初發(fā)生了變化。究其原因，是長期戰(zhàn)亂導致經濟凋敝、材料匱乏。由于建筑材料的不足，原來明代用材較大的抬梁式大木構架逐漸演變?yōu)樘Я捍┒坊旌鲜酱竽緲嫾埽竽緲嫾艿淖兓鸾ㄖb修、裝飾的變化，加上移民建筑文化因素的注入，使得清代的四川地區(qū)的建筑呈現建筑文化元素的多樣性。根據對內蒙古巴林左右旗、遼寧北鎮(zhèn)地區(qū)遼代皇陵遺址的調查，結合文獻記載和以往的研究成果，認為遼陵有鮮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點，但也有和宋陵等相近的時代共性，并且對于后來的陵墓制度有明顯的影響。遼陵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也有很大的開拓空間。北朝到隋唐藝術造型中屢屢出現的牛車轅旁胡人侍立俑，實質是"辨名品、表貴賤、彰尊卑"的寫實現象。本文認為，這段歷史時期塑造和描繪的引牛駕車胡人形象，既為研究當時胡風胡俗提供了更為細致的歷史佐證，又為入華胡人多為社會下層役使對象提供了翔實的證據。
本文探討對象為玉、石器大型鉆孔技術，此技術很有可能與轆轤軸承器的發(fā)明有關，本文將通過實驗考古等方法，復原古代鉆孔技術所使用的輪軸機械及加工動力系統(tǒng)。作為盧溝橋事變爆發(fā)前中日之間規(guī)模的一場局部戰(zhàn)爭，1936年底爆發(fā)的綏遠抗戰(zhàn)具有重要意義。受當時通訊手段及地理位置的影響，只有少數記者前往綏遠前線實地采訪，的戰(zhàn)地攝影師方大曾便是其中的代表。從1936年12月5日抵達集寧開始，他前后在綏遠前線各個戰(zhàn)場上進行了長達43天的采訪，其間拍攝了近4張照片，并撰寫了一系列戰(zhàn)地通訊。這些照片和通訊先后發(fā)表在《世界知識》畫報、《大公報》、《良友》畫報等報刊上，在當時引起了巨大轟動。通過對國家博物館館藏方大曾攝影遺作進行分析，結合他當時發(fā)表的戰(zhàn)地通訊，從中可以梳理出他在綏遠抗戰(zhàn)前線采訪活動的具體細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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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門石窟所在伊闕峽谷，自先秦以來即為黃河流域貫通江漢流域的天然通途，延及唐代，又以"龍門驛"(又稱"石像驛")構成兩京地區(qū)往來南方的門戶，從而反映著當年官員升遷、貶謫等官場現象。將貞元七年(791年)盧征造像遺跡置于唐代官場歷史環(huán)境中，探討兩京士人階層宦途生涯的冰火寵辱及其信仰寄托。首先回顧盧氏造像龕的研究歷史，點明寫作意圖；其次運用考古學方法對其進行田野調查，通曉像龕形制、造像內容及特征；而后結合文獻史料釋讀造像發(fā)愿文，進一步深入了解功德主盧征其人以及鑿龕造像的過程；在此基礎上，探討這種采用紀實文獻形式的發(fā)愿文，在龍門石窟文化獨有的史學價值和文學價值；最后闡述唐代士人因貶謫制度導致人生轉折之際的心理訴求、精神狀態(tài)與意識信仰，從意識信仰視域展示其訴求的轉換與延伸。蒙古風格特色的墓主夫婦并坐圖是蒙元時期墓葬壁畫的一個新特征，據此一些學者將這些墓葬的墓主人族屬劃歸為蒙古族。本文將從考古資料出發(fā)，對北方蒙元墓葬中墓主人形象與其族屬問題進行反思，并試圖揭示二者之間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同時文章將從墓主、畫工和格套的角度進一步探討墓葬中墓主人形象與其族屬之間產生差異的原因。辛壬鼎革之際，趙秉鈞作為北洋集團的一位重要人物，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具體而言：，武昌起義后，奉袁世凱之命秘密潛赴北京，聯手親北洋的王公貴族，積極籌劃維護京師治安，破除京師謠言，避免了京城滿漢尖銳對立局面，保證了京師安全。第二，在袁世凱開始轉變態(tài)度，對黨由剿轉撫之時，趙秉鈞又立即支持南北議和，并贊畫袁世凱左右，有效地避免了皇族年輕貴胄們制造的多起反袁舉動，解決了袁世凱諸多后顧之憂；上，亦能隨勢而動，虛與委蛇，策應袁世凱的方略。第三，趙秉鈞在清帝退位一事上出力頗多，當清廷御前會議猶豫不決、躑躅不前時，為袁世凱獨當一面，充當馬前卒，適時游說隆裕、諸親貴，接受全國共和之大勢，最終促成了辛亥和局的實現。世紀7年代紹興出土了兩件有銘東周青銅樂器"配兒鉤鑃"，其銘文殘損較嚴重，銘中第二行中有舊釋"冢"或"犬"之殘字，實際應為"元"字殘劃。此字與下文連讀為"元子"，這里應是一種美稱，而并非嫡長子之意。第二行殘存的"余"形筆劃，本應屬某左右結構文字的右半或右上部分，從各方面跡象分析，原字左半當是"邑"旁，是徐國的國名用字。東周時期南方青銅器中"元子"的稱謂和人名加"兒"現象等用語用字特征，是有一定分布規(guī)律的。"元子"不見于吳、越王室銅器，而極常見于徐國銅器，"兒"字后綴的分布與從南襄盆地向東到淮河流域這片地區(qū)有較緊密的聯系。再參照其他特征可以推知，該器很可能為徐國滅亡后依附于吳國羽翼之下的徐國貴族所作，是研究滅國后徐國遺民去向和活動的重要史料。本文對近年來發(fā)現的應侯見工諸器進行介紹和考釋，然后通過與其他墓地所出銅器相對比的方式，對器物年代等問題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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